6月10日,我作为嘉宾到江西农业大学参加共大精神学术研讨会,并作了《共大精神论》的发言。
“所惜光阴快似飞”。今年是我退休的第13个年头,离开共大也整整50年了,怎么离开共大还研究共大呢?这源于心中未解的共大情结。
共大是我人生职场的第一站。1970年7月,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到江西乐安,经过15个月的军垦生活后,于次年11月,分配到江西共大总校。那时文革正酣,在南昌的高校或撤或并或下迁,只剩下江西药科学校和位于市郊的共大总校,能分配到总校就算是幸运的,多数同学都分配中学教书去了。
当时,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开过不久,会议的重要精神是所谓的“两个基本估计”,即:“新中国成立后17年,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” ,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“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”;唯独江西共大因有毛主席的《七·三0指示》而“红线照耀”。我从上海复旦到江西共大,仿佛从“白区”进入“苏区”,能在毛主席高度赞扬的学校工作,感到荣幸。和我一同分到总校的省外高校32位同学都是这种心情。
经过几天的集中学习,我被分配到校革委会宣传组工作。适逢学校召开党代会,我作为工作人员参与服务。春节过后返校,春季招生开始,学校派我当招生组副组长到省招生办(当时还是临时机构)报到。招生结束,被省招办留下写招生总结、借用,一年后调入省教育厅。
我虽然在共大总校工作时间很短,但心中的共大情却几十年未了,个中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:一是我从事邵式平研究是从共大起步的;二是职业习惯使然。
在共大总校期间,我曾跟随邱朝东同志调整、充实、提高共大校史馆陈展工作,对共大历史有所了解。在此期间,我看到一本《邵式平同志关于创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指示的讲话》(内部资料),约七、八万字,还有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共大的讲话。大开眼界,非常高兴,于是手抄成册,保留至今。
邵式平是我从小就景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,新中国成立后,江西省首位也是终身省长,是共大主要创始人。我从学习邵式平的共大办学论述,到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及生平和事业,慢慢地收集、整理他的著作,先后出版《邵式平教育文选》《邵式平诗词选》《邵式平书信集》,最后撰写《邵式平传》(与李希文合著),内有“创办共大”专章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又陆续发表过《邵式平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》《教育省长邵式平》等专论文章。在邵式平诞辰100年、110年、120年之际,我写过《邵式平的公仆情怀》、《英风一世》等纪念性文章,其中多涉及共大。几十年来,邵式平的生平与事业成为我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。
从共大总校到省教育厅,从高教处干事、副处长到副厅长前后16年,我一直联系、服务共大。除日常工作外,抓共大工作最多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前后的几年。
1974年12月,全国农林院校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在辽宁省朝阳农学院召开,会上推出“朝农经验”,影射江西共大“把革命成果丢掉了”。他们抛出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。张铁生“头上长角,身上带刺”,诬蔑共大是“灯下黑”等。
“朝农学共大,共大怎么办?”江西从省委、省政府到省教育厅、共大总校与各分校,大家不服气,憋着一股劲,上上下下加强和改进共大工作,包括领导管理、研究、宣传等。每年七月三十日都举行大型学习、组织活动,高举毛主席《七·三0指示》旗帜,深入斗、批、改。我所在的高教处是业务主管处,我们经常和总校分校办公室的同志深入南城、云山、进贤、横峰、高安、永修等分校,调查研究,总结经验,推出典型,在省内外报刊加大宣传力度。我和总校陶茂、黄庆来、吴国华等有过不少合作。
1975年春,省教育厅在南城分校举办全省共大分校负责人学习班,省领导黄知真到会讲话,提出“学朝农,迈大步”,把共大办的更好。还组织全省高校主要负责人到南城分校参观学习。针对朝农抛出“长角带刺”的张铁生,我们则精心推出“誓叫荒山万木春”的南城共大林学专业毕业生丁玉俚,提倡无私奉献的“老黄牛”精神。办这个学习班,李忠云处长带着我与总校黄庆来、刘学经等,从会前的策划、调研到准备材料,全程参与。7月5日晚,我奉命带着南城学习班的4份文稿,乘飞机到北京,教育部《教育革命通讯》副主编敢峰同志骑自行车到机场航班巴士停靠站接我,拿了稿子连夜发排,并赶写第六期评论《把共大战旗举得更高》,第二天还拿着清样征求我的意见。在教育部刊物上,一期发江西共大4篇文章及评论,这还是头一回。
1976年春节刚过,人民教育出版社便派出祖振铨、苏寿桐等4位资深编辑来赣,组织编辑出版《共产主义教育的幼芽》一书。同期,上海人出版社出版《红日照征程》,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《把共大战旗兴得更高》等专著。一时间省内外出现宣传共大的热潮。身临其境,我们高教处和总校参与其事的同志无不陶陶然,乐在其中。
每年的七、八月间,南昌天气炎热,省里连续几年召开共大会议,举行纪念《七·三0指示》活动,“战高温”,抓筹备,大家兢兢业业。1976年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,我闭门在家赶写领导讲话稿,那时家中尚无空调、电风扇,手摇扇又无济于事,实在酷热难耐,我就在桌子底下放一盆冷水,双脚放在水中,桌上则放一块湿毛巾,边写边擦汗,整整苦熬一下午。好在那时年青,为共大效力,总是志勃勃,气昂昂,不叫苦,不觉累。
“四人帮”粉碎后,拨乱反正,共大开始了新征程。我满心喜悦,在八小时之外,仅1977年一年就写了7篇文章,包括《从张铁生攻击共大的黑信看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阴谋》《无限风光在险峰——记南城共大分校与“四人帮”斗争的事迹》《江西共大进一步巩固发展》《抓纲治校,为普及大寨县作出新贡献》等。
然而,世事难料。就在人们对共大发展前景充满憧憬时,1980年,江西共大更名改制,从半工半读、社来社去的共大改为全日制、包分配的农大。曾经轰轰烈烈、誉满中外的共大事业从此偃旗息鼓。一时间,我在思想上不理解,在感情上难接受,1983年春节期间,我闭门造车撰写了《恢复和发展共大刍议》,发在江西师范学院《高师教育与管理》上,结果当然是人微言轻,不自量力。1988年,我已调省社联,在共大创办30周年之际,省教育学会在原云山共大举办共大办学理论研讨会。我省著名教育史专家李才栋以《共大三十年祭》作主旨发言,我则提交《邵式平的共大办学思想和实践》一文。次年,又写了《共大悲剧探源》,认为共大是“在倒洗澡水时连小孩一起倒掉了”,教训极为深刻。我从指导思想上“左”的影响,教育法规不健全,领导决策民主化程度低,缺乏理论指导等方面,作了一些分析。
共大作为一所规模宏大,影响深远的农业职业技术学校,已经不存在了,但作为一份珍贵的教育遗产和一代人难忘的教育记忆,我“心中藏之,何日忘之”。2004年,我在《江西教育》上发表《20世纪中叶江西的一次教育创新》高度评价共大。2009年,又为江西省普通高中地方课程通用教材《人杰地灵话创新》撰写课文《共大,全新的职业教育模式》,再次为共大发声。2013年,我已退休4年了,仍心心念念,写了《我与共大》一文,旨在回忆当年研学邵式平共大思想,总结共大办学经验,感叹共大历史命运。文章发表在《当代江西史研究》第1期,一吐衷肠。
建党百年时,省委党史研究室隆重推出《中国共产党100年江西简史》。书中提到,红色基因在历史中凝铸,红色血脉在奋斗中赓续。革命战争年代,中共领导人民在江西土地上孕育形成了井冈山精神、苏区精神、长征精神、安源精神、八一精神和方志敏精神等;在建设时期,赣鄱大地铸就了血防精神、共大精神、九八抗洪精神等。为此,省委党史研究室与江西农业大学联合举办共大精神学术研讨会,热忱邀请我出席。与会者50余人,提交论文40余篇,经过一天的研讨,对共大精神的核心内容,时代价值等诸多问题取得了共识。对此,我感到欣慰。
“一梦依稀五十年,悠悠往事未如烟。”会前,组织者安排代表们参观校史馆。当年,我们青春勃发来到总校,如今白头寻旧地,一枝一叶总关情,激情难抑,赋诗二首:
五十年前此地,三十二人齐集。
今日重来白首,当年陈迹难觅。
村庄拆迁已毕,隧道贯通在即。
共大精神常在,红土圣地雄奇。
2022年6月12日
作者:李国强 (共大校友、原科技厅厅长)